在许多人的认知里，银行员工拿着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，却时常抱怨工作强度大、客户难伺候，这难免被视为“无病呻吟”。
甚至，有观点认为，正是这种收入与抱怨的反差，加剧了公众对银行从业者的“敌视情绪”。
但若将视角从“平均数”拉近到个体，一个更复杂的图景逐渐显现，高收入确实存在，低收入也不在少数。
一、表面的繁荣
客观而言，银行业的确属于高收入行业，但“人均”二字，往往掩盖了太多结构性的真相。
从梯队分布来看，银行业内部存在清晰的薪酬分层。
第一梯队为头部股份制银行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商行，部分机构人均月薪超过4.5万元，个别银行甚至突破5万元。
第二梯队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，由于网点下沉更深、员工基数庞大，人均月薪普遍在2.5万元至3万元区间。
第三梯队则是部分偏远地区的城农商行，受区域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，人均月薪低于2.5万元。
这意味着，头部银行与尾部银行的薪酬差距接近翻倍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只是机构间的差异，在同一家银行内部，总行管理层与基层网点员工、核心业务部门与运营支持岗位之间的薪酬鸿沟，往往比机构间的差距更为悬殊。
财报披露的“人均薪酬”，是基于“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”加上应付职工薪酬变动额计算得出的总费用，涵盖了工资、奖金、社保、公积金、企业年金等全部人力成本。
二、内在的无助
如果说“被平均”是统计技术带来的错觉，那么薪酬兑现机制则是影响员工真实“体感”的深层因素。
首先是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机制。根据监管要求，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，其绩效薪酬的40%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方式，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。
这意味着，相当一部分银行员工当年赚取的绩效，需要分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落袋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“反向讨薪”机制的常态化，2021年，原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银行建立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。
即使员工已经到手的绩效，若后续被认定应承担责任，也可能面临追索。
其次是绩效兑现的不确定性。对于基层员工而言，薪酬包中绩效奖金的占比普遍较高，有的甚至超过50%。
但这些绩效能否足额兑现，与KPI完成情况、所在网点的整体业绩乃至银行当年的利润水平深度绑定。
一笔10万元的贷款，客户经理的提成可能仅有数十元，且需要满足多项指标才能最终落袋。
三、痛苦的真实来源
客观而言，即便剔除各种统计口径的影响，银行员工的薪酬水平，在全社会中仍处中上游。
那么，引发大量从业者焦虑甚至诉苦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核心在于失控感。
一方面是收入节奏的失控。延期支付将收入的最终确定权后移，员工当下的付出与三年后的回报深度绑定。
这种机制设计的初衷是防范短期逐利行为、匹配风险暴露周期，但对于个体而言，意味着永远在“偿还过去”和“等待未来”之间腾挪。
另一方面是考核压力的失控。存款、贷款、理财、信用卡、中间业务……层层分解的指标让基层员工疲于应对。
当业绩不达预期，薪酬缩减是直接后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压力并非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完全化解。
有银行从业者形容，这份工作像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：外部看是体面稳定的金饭碗，内部看是层层加码的指标考核；报表上的“人均薪酬”光鲜亮丽，工资卡里的实际数字却可能仅够维持生计。
真正高收入的行业，普通人其实不了解。
银行业确实存在高收入群体，总行核心部门、投行金融市场条线、资深业务骨干，年入百万者并不鲜见。
但260万银行从业者中，绝大多数是分布在各个网点的柜员、客户经理、运营人员，他们的薪酬水平远低于“人均”数字，却要承受同样的考核压力和职业焦虑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银行业因其上市公司的身份，薪酬数据被强制披露，这使得“银行高薪”成为公众极易感知的标签。
而那些真正闷声发大财的行业：某些垄断性领域、头部私募股权机构、跨境并购中介，却因为不上市、不披露、不招人，其薪酬水平反而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。
银行业的不幸在于，它太透明了，当公众习惯用平均数去定义一群人的时候，被平均的个体，往往无处发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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