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李佩珊
2023年 11月 17日下午，OpenAI公司的 CEO萨姆·奥尔特曼（Sam Altman）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豪华酒店的客房里，接入了一场网络会议。屏幕另一端坐着OpenAI董事会的其他成员。首席科学家伊利亚·苏茨克维（Ilya Sutskever）告诉他：“你被解雇了，公告几分钟后就会公开。”
奥尔特曼怔了一瞬，用他惯有的方式下意识地回答，“我能帮什么忙？”
几乎同一时间，科技记者郝珂灵（Karen Hao）正在为自己计划中的新书做一场访谈，手机调成了静音。二十分钟后，她低头看了一眼，锁屏上已经堆满了未读消息。她后来写道，那几天自己一直在肾上腺素的驱使下，马不停蹄地追问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
这整整五天的戏剧性风波，已经成了她2025年5月出版的《AI帝国》（Empire of AI）一书吊足读者胃口的开场：奥尔特曼断崖式地被解雇；他的支持者阵营与董事会彼此施压到凌晨，僵持不下；奥尔特曼重返办公室当晚，狂欢庆祝的人群打开了烟雾机，结果触发了火警。
郝珂灵没有亲眼目睹所有这些现场，但过去几年里，她一直是离这些现场最近的外部记者之一。2015年，OpenAI以非营利研究机构的身份成立，承诺“安全地”推动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，确保这种技术最终“造福全人类”；郝珂灵则从2019年开始跟踪报道OpenAI，并且是首位获得OpenAI广泛采访权限的记者。
她以《麻省理工科技评论》记者的身份进入OpenAI办公室时，本来只是想弄清楚这家公司反复宣称的“使命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但她很快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疑虑：在这家以创造未来为己任的机构里，人们甚至很难用统一的语言解释什么是AGI，也无法确切描绘“造福全人类”的现实路径；高管和研究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；而在“透明与合作”的公关宣言之下，内部文化正悄然变得封闭且充满竞争。
2020年2月，她把这些观察写成了报道。那篇文章后来几乎成为审视OpenAI的某种“底色”。直到写就《AI帝国》时，她已经完成了约300场访谈，接触了260多名受访者，其中包含90多位OpenAI的新老员工。面对她的采访邀请，奥尔特曼和OpenAI官方都选择了拒绝接受采访。
奥尔特曼的拒绝没有阻止郝珂灵。在《AI帝国》中，郝珂灵选择把奥尔特曼在不同场合留下的文字、邮件和公开讲话并排陈列出来，不作评论：
2014年起，马斯克开始在公开场合反复把AI描述为人类“最大的生存威胁”，说发展AI等同于“召唤恶魔”，并把尼克·博斯特罗姆的《超级智能》一书推荐给他的Twitter粉丝。
几个月后的2015年2月，奥尔特曼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，超级智能“很可能是对人类持续存续最大的威胁”，哪怕他承认“一场毁灭性的工程改造病毒”更可能发生，但“也不太可能把宇宙中每一个人都毁灭”。他在文末的括号里顺手加了一句：“顺带一提，尼克·博斯特罗姆那本《超级智能》是我见过在这个话题上写得最好的一本书。值得一读。”
三个月后，他给马斯克发去了第一封关于“为AI造一个曼哈顿计划”的邮件。
2026年4月6日，《纽约客》刊发了罗南·法罗与安德鲁·马兰茨（Ronan Farrow, Andrew Marantz）合写的OpenAI调查报道。在这篇耗时18个月、访谈逾百人的长文中，长期以来围绕在萨姆·奥尔特曼身上的种种怀疑，第一次借由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被固定到了纸面上。
报道披露的内部细节透着一种本能的防备感。苏茨克维整理了约70页的Slack消息和人事文件，混杂着许多用手机仓皇拍下的屏幕照片。他对奥尔特曼的首要指控是“撒谎”。另一位核心出走者达里奥·阿莫迪，在他留下的文件中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，“OpenAI真正的病灶，就是萨姆自己。”
郝珂灵很早就看见了OpenAI光鲜外表下的这些裂缝，只是直到今天，它们才被更多人真正看清，也才被拼接成一幅更完整的图景。因此，我与她这次对话所要处理的，已经不只是奥尔特曼个人的信誉危机，而是一些更难回答的问题：为什么那些离他最近、最了解他的人，往往最先动摇；而外部的微软、华盛顿决策层以及新涌入的投资机构，却依然愿意把空前规模的资源继续押在他身上？
她的解释是，这并非因为奥尔特曼是个完美的“变色龙”，擅长在不同利益方之间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而是因为资本与权力系统本身，既不具备、也不需要那种“花很长时间去真正认清一个人”的机制。只要他还能作为关键枢纽，持续调配顶尖人才、巨额资金、算力基础设施以及政策预期，去搭建一个符合多方利益的未来愿景，那么关于奥尔特曼的道德审判，就总会被无情地向后搁置。
现实的演进印证了这种实用主义的狂热。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OpenAI的估值已达8520亿美元；作为对照，马斯克针对OpenAI与微软的诉讼，其索赔上限也被推高至1340亿美元。与此同时，OpenAI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融合程度，也远超她著书时所见的状态，它已正式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。
然而，《AI帝国》关于“帝国”的宏大命题，最终并未停留在硅谷的权力博弈或奥尔特曼个人的道德争议上。通过数年横跨五大洲的在地调研，郝珂灵试图拼凑出这台机器在全球运转的真实全貌：内罗毕被外包的数据清洗劳工、智利水资源被耗尽的当地社区，以及新西兰面临“数据殖民”的原住民。“帝国”一词褪去抽象的理论外衣，显露出跨越地缘、在全球不断重演的资源攫取与不平等的结构。
郝珂灵对我说，她担忧AI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的比拼，也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。诸如“安全性”“技术普惠”“造福全人类”等词汇，在被反复征用后，已经演变为AI巨头获取资源、争取时间窗口和监管豁免的合法性工具。就像她曾打过的一个相当尖锐的比方，如果今天所有气候科学都由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来做，我们当然会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气候图景。
当郝珂灵再次对我提及“帝国”时，她将其概括为对一种具体权力形态的精准素描。它攫取外部资源，隐匿底层劳动，垄断基础设施与知识生产，并用一套道德化、普世化的叙事，来为自身的无限扩张背书。
而在去年《AI帝国》成书时，她对AI“新帝国”的论断还相对克制：与旧式帝国相比，AI帝国或许不再诉诸公开的残酷与暴力。
如今，她决定收回这句辩词，“我当时以为，这也许是旧帝国与AI帝国之间仅存的差别。可现在，这个差别也已经消失了。”过去一年里，随着AI技术越发赤裸地与国家安全体系和战争机器合流，这种幻象已然破灭。
在访谈的最后，我请郝珂灵为《AI帝国》的尾声“帝国如何倒塌”续写一笔。她没有寄望于一个新的传奇人物，也没有想象一个更戏剧化的结局。
“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乐观地相信，帝国是会倒下的，”她重申道，“帝国看上去也许不可避免，但它们的根基其实异常脆弱。因为它们建立在如此大规模的剥削与攫取之上，最终往往会把自己推向毁灭。历史上每一个帝国都是这样倒下的。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”
|对话|
经济观察报：2026年4月6日，《纽约客》刊发的调查报道印证了你此前大量的报道内容，其中包括OpenAI联合创始人、前首席科学苏茨克维那份长达70页的备忘录，以及Y Com-binator联合创始人，奥尔特曼早年的“伯乐”保罗·格雷厄姆承认“山姆一直在对我们撒谎”。
你在写书时并没有拿到这些文件。这篇报道里，有没有哪些内容坐实了你此前有所怀疑、却一直无法证实的判断？又有没有什么是出乎你意料的？
郝珂灵：真正让我感兴趣的，不是这些文件本身披露了什么，而是报道补上的其他细节。比如，我此前听说过、但一直无法确认的几件事：奥尔特曼曾多次威胁米拉·穆拉蒂（OpenAI前首席技术官，2024年离职）；克里斯·莱哈尼（OpenAI首席全球事务官，前克林顿政府幕僚）曾力劝奥尔特曼发动一场激进的社交媒体攻势；卡拉·斯威舍（美国资深科技记者，长期报道硅谷权力圈）的消息来源其实来自奥尔特曼一方，他们有意把信息向外输送，以塑造对董事会不利的公共叙事。
罗南·法罗和安德鲁·马兰茨（《纽约客》记者，4月6日OpenAI调查报道作者）能挖到这些细节，我非常佩服。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更具体、也更鲜活的图景，那就是奥尔特曼究竟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的。
经济观察报：《纽约客》这篇调查报道显示，那些最了解奥尔特曼的人，比如保罗·格雷厄姆、苏茨克维以及2023年的那届董事会，显然已经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而微软、华盛顿以及新一波投资人显然没有。
作为一个多年持续观察奥尔特曼的人，你觉得这种认知落差是如何维持的？是因为奥尔特曼能够在不同受众面前呈现出不同版本的自己，还是因为那些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人，本来就需要一个他们愿意继续相信的奥尔特曼？
郝珂灵：我觉得这里有几个因素同时在起作用。
第一个因素是时间。人们初次接触奥尔特曼时，往往会经历一段“蜜月期”。他本人极具魅力，也很会卸下别人的戒心；他很会倾听，会让你觉得在那个瞬间，你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让你产生一种安全感，觉得你们对局势的理解完全一致。只是随着时间推移，有些人才会慢慢感到，他说的和他做的之间存在落差。许多和奥尔特曼打交道的投资人、政策制定者，其实都没有那种长期、持续观察他的条件。
第二个因素是，你是否认同奥尔特曼对未来的想象，或者是否能从中受益。许多投资人当然属于后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他们开始察觉到他言行之间并不一致，这件事的重要性也会退到次要位置，因为奥尔特曼在调动人才、资本和各种资源，去搭建那个同样也会让他们受益的未来愿景时，实在太有效了。
苏茨克维和董事会并不认同奥尔特曼对未来的那套想象，这一点是他们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意识到的。如果你属于后面这一类人，那么奥尔特曼就会突然变成一个巨大的威胁，恰恰因为他太有说服力，也太擅长把一个你并不想看到的愿景真正建起来。
经济观察报：奥尔特曼不是科学家，但多年来，他把苏茨克维、舒尔曼（John Schulman，OpenAI联合创始人，2024年离职加入Anthropic）、穆拉蒂、帕乔茨基这样的人组织在自己周围。你会怎样概括他吸引并驱动这些顶尖研究者的方式？有没有一个具体场景，最能体现他的管理“哲学”？
郝珂灵：奥尔特曼之所以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招募者，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他非常擅长判断一个人真正想要什么；第二，他通常又确实拥有把这些东西给出去的资源，无论是资金、人脉还是别的什么。无论对方是不是科学家，他用的其实都是同一套方法。奥尔特曼很早就意识到，要吸引一支顶尖研究团队，自己必须先招来至少一位业内公认的顶级研究者，让其他人愿意因为这个人而加入。那个人就是苏茨克维。
奥尔特曼当时把很大精力都投入在争取苏茨克维这件事上。苏茨克维还在谷歌的时候，他直接给对方发了冷邮件，并用一场马斯克也会出席的晚宴吊起了他的兴趣。苏茨克维之所以接受邀请，恰恰就是因为有机会见到马斯克。此后，奥尔特曼进一步判断，他可以诉诸苏茨克维的雄心和使命感，说服他离开谷歌、加入OpenAI。苏茨克维的确被这些东西打动了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承诺背后也确实有现实资源支撑。奥尔特曼给他的，不只是口头上的鼓动，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环境，一个能让苏茨克维去追求他所认定的人生最高使命的地方。等苏茨克维加入之后，其他许多研究者也开始被吸引进OpenAI，因为他们想和苏茨克维共事，也想向他学习。
奥尔特曼后来维持团队动力，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。但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出现。到苏茨克维离开OpenAI前后，他对奥尔特曼最大的批评之一，就是奥尔特曼总是在对每个人说他们最想听的话，哪怕这意味着他会对两个不同团队讲出完全相反的东西。短期看，这一套当然很有效，能持续调动人的积极性；但在苏茨克维看来，从长期看，这种彼此冲突的信息只会带来沟通失灵、信任流失、不健康的内部竞争，甚至让团队之间彼此拆台。
经济观察报：DeepMind联合创始人兼 CEO德米斯·哈萨比斯（Demis Hassabis）曾对奥尔特曼做过一个很直白的判断，“我追求的是科学知识，而他追求的是权力。我们不是一类人。”
当哈萨比斯说“权力”时，他也许只是指OpenAI内部的权力。你用了几百页篇幅去呈现奥尔特曼的复杂性，追踪了奥尔特曼从Y Combinator时代起就一直在搭建的投资网络和私人关系网络。你会如何描述他嵌入硅谷更广泛权力结构的方式？
郝珂灵：我确实认为，理解奥尔特曼最重要的一个视角，就是权力。奥尔特曼自己就说过，他的成功公式强调的是制造“网络效应”——无论是围绕他个人，还是围绕他的商业项目。换句话说，这其实就是在建构权力。你几乎可以在他所有行为里看到这套哲学。
职业生涯早期，他一方面试图打造一家移动社交网络公司，另一方面也借由创始人身份，把自己迅速送入硅谷的权力网络。等公司失败之后，他又利用这张网络，为自己换来了一个在人脉和战略位置上都更关键的岗位，也就是YCombinator总裁。他个人投资了数百家公司，用金融纽带织出一张庞大网络。而到了OpenAI，他又设立创业基金，去构建一个依赖OpenAI技术的初创企业网络，同时让自己的公司与几乎所有云服务提供商都建立了联系。
经济观察报：奥尔特曼最近发表了一份13页的政策文件，提出机器人税、国家财富基金以及每周32小时工作制。你的书里有一个细节，你写道，早在2013年，奥尔特曼就在博客中写过，AGI将带来“巨大的繁荣”。十多年后，在一份正式政策文件里，他使用的语言几乎没有变化。
在你采访过的OpenAI相关人士中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奥尔特曼这十年来的世界观其实发生过变化，只是他选择不公开谈论？还是说，这种修辞上的“稳定”，本身就是关于他这个人最真实的部分？
郝珂灵：奥尔特曼的修辞只会在它有用的时候发生变化。比如2015年，当他正试图说服马斯克和自己一起做OpenAI时，奥尔特曼曾在一篇博客文章里写道，超级智能“可能是对人类持续存续最大的威胁”。这几乎就是在直接呼应马斯克当时公开表达的担忧。可一旦马斯克离开OpenAI，这种说法不再具有现实效用，奥尔特曼也就逐渐转向别的表述方式，比如后来他谈到的“温和奇点”。
至于AGI会带来“巨大繁荣”这一说法，对奥尔特曼来说直到今天依然极其有用。它显然帮助他聚拢了巨量的资本、人才和资源，同时也帮助他挡住了监管压力。只要这套修辞继续有效，它就会继续被使用下去。
经济观察报：马斯克起诉Ope-nAI，很容易被看作又一出硅谷权力人物之间的戏剧。但如果把人物恩怨放到一边，这个案子真正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？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OpenAI从非营利走向商业化过程中埋下的制度脆弱性？
郝珂灵：我不认为这件事可以真的把人物因素剥离掉。每一个科技亿万富翁都拥有一家AI公司，这并非巧合。推动先进AI竞赛的重要动力之一，就是巨大的自我投射。每一个亿万富翁都想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这项技术。而这场诉讼，本质上就是这种自恋式竞争的外化。
经济观察报：最近，围绕OpenAI、Anthropic与美国政府之间合作边界的争议，使一个问题变得更尖锐了：如果在国家安全体系内部，一家AI公司可以很快被另一家替代，那么“帝国”这个词，会不会高估了这些公司的独立性？从你现在的位置看，你仍然认为“帝国”是正确的框架吗？还是说，这些公司其实更像是一批可以相互替换的国家能力承包商？
郝珂灵：帝国最关键的特征，不在于它是否独立，也不在于它是否独一无二。旧时代的帝国彼此之间同样互为镜像。“帝国”这个隐喻之所以适用于这些公司，在我看来，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。
第一，它们宣称占有本不属于自己的资源，比如个人数据，以及艺术家、写作者的创作成果。
第二，它们建立在大规模劳动剥削之上，既包括那些在极其恶劣条件下为AI系统标注数据、训练模型的隐形劳动者，也包括那些在技术部署后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的人。
第三，它们整合并控制信息，比如压制科学研究，打造一种一刀切的模型，把单一的世界观、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投射到全球。
第四，它们用一种道德化、几乎宗教化的叙事，为自己的攫取与剥削进行正当化：它们一面宣称自己在为全人类带来进步与现代性（也就是把世界引向天堂），一面又声称自己是在保护世界免于落入那些可能把世界拖入地狱的“邪恶帝国”之手。
而这些公司的技术如今正被整合进美国军方体系，这只会进一步强化“帝国”这一隐喻。我在书里原本写过，也许旧帝国和AI帝国之间还有一个差别，那就是后者不再诉诸公开的暴力和残酷。可现在，这个差别也已经消失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在你的书里，“帝国”这一框架最直接指向的是OpenAI。但过去一年里，Anthropic也在迅速扩张，无论是估值、融资，还是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深度，它的物质基础都与Ope-nAI并无本质不同。作为这本书的作者，如果你今天重新判断这两家公司，谁更接近你所说的“帝国”？
郝珂灵：我用“帝国”这个框架来描述OpenAI、Anthropic、谷歌、微软，以及任何符合我在上个问题中所列标准的公司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在书中写到，自己采访一些AGI信徒时，他们的声音会“因信念的狂热而颤抖”。你是带着怀疑者的视角进入这项报道的。有没有某一次对话、某一个瞬间，真的让你的怀疑发生过动摇，哪怕只有一小会儿？
郝珂灵：每当我开始一个长期报道项目，沉浸进另一个世界时，我都会慢慢吸收周围人的语言和信念。我认为这是我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要真正理解一个人，或者一个组织，我必须先站进他们的位置里，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，甚至暂时把自己也放进去。但同样重要的是，你随后还得走出来，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中，重新与普通人的价值尺度、与那些摆在我们眼前的紧迫全球问题重新接通。
经济观察报：金融史学家塞巴斯蒂安·马拉比曾为前美联储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写过一本传记，书名叫《The Man Who Knew》，指的是格林斯潘明知金融泡沫危险、却无力阻止它。在他最近关于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的新书里，马拉比又说，哈萨比斯和格林斯潘也是同一类人，他知道AI可能危险，却无法阻止它。
你在2019年写下第一篇重要的OpenAI报道时，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使命与实际运营之间的张力。六年之后，你会不会也成了这样的人之一？在你所有报道里，有没有一个事实，是你当时看见了、却低估了它的意义，而它直到今天仍让你感到不安？
郝珂灵：关于AI，最危险的事情，是硅谷不断讲述的那个关于它“不可避免”的故事。正是这种叙事，夺走了人们的能动性，也压缩了我们去想象另一种未来的能力。那个未来不该只是让少数精英继续积累惊人的财富，而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的这本书尾声的标题叫“帝国如何倒塌”。从你完成书稿到现在这一年多里，OpenAI的估值已经从1570亿美元升至8520亿美元；它从自己的使命表述中删掉了“安全地”这个词；它的CEO面临一场1340亿美元的诉讼；它还发布了一份白皮书，提出要对自己征税。
如果今天让你为这个尾声再补写一节，你会放进去什么？一个场景、一个人物，还是你最近听到的一句话？
郝珂灵：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乐观地相信，帝国是会倒下的。帝国看上去也许不可避免，但它们的根基其实异常脆弱，因为它们建立在如此大规模的剥削与攫取之上，最终往往会把自己推向毁灭。历史上每一个帝国都是这样倒下的。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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